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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乔军 中学高级教师。曾任铁岭市教师进修学院信息部主任、辽宁教育电视台铁岭记者站站长、铁岭电视台《教育时空》栏目制片人。系中国书画理论家协会会员、铁岭市书法家协会会员、铁岭市写作学会理事、铁岭市曹雪芹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任《铁岭教育信息》责任编辑、《铁岭教育》执行副主编。任《辽北历史名人书画选》一书编委,书法作品曾获辽宁省师专系统书法比赛一等奖,著有《铁岭历史》、《可爱的铁岭》等著作,数十篇文章被公开发表。所撰《国旗寄语》被百度网当作范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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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探索神秘的渤海国 [转]  

2017-03-09 10:53:22|  分类: 历史画卷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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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季老頭《探索神秘的渤海国 [转]》
探索神秘的渤海国 [转] - 季老頭 - 季也亲的博客

探索神秘渤海国原来的国号,竟揭露开这个国家族源

前几年,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渤海学术讨论会上的间隙,我与年青的日本学者田畑潤先生交流“靺鞨”一词的正确读音应该是“末杰”(mojie)时,引起了旁边过路的俄罗斯著名渤海史专家А.Л.伊夫里耶夫先生的关注。因之,他利用午休的机会给我取来了两张墓志拓片的照片,其中一件上显示有 “儀凰三年”的字样,另一件上则赫然写着“东征靺羯西讨吐蕃”等8个汉字,顿时让我欣喜若狂而产生了如获至宝般的感觉;于是而在极度兴奋之余,连夜起草了一篇题目为《〈渤海“靺鞨”说〉又添新证》的千字文,并于翌日早餐前送交伊夫里耶夫先生征询意见。他阅后欣然表示赞同,却也提醒我在该墓葬的发掘报告正式公布前不宜引用该墓志文字。对这一友好提醒,我不能不表示理解并做出了必要的承诺。现在,由于该墓葬的发掘报告已经正式发表,我们当然也就获准以其中的“东征靺羯”文字为据而展开了自己的学术论证。

原来2009年夏,由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的敖其尔(A. Ochir)教授和俄罗斯考古学家丹尼洛夫(S. V. Danilov)率领的蒙-俄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的中央省(T?v Aimag)扎马尔县(Zaamar Süm)的Shoroon Bumbagar地方,发掘了一座7世纪时唐代游牧部落贵族墓葬,出土各类器物770余件。从所出土的墓志文字知,墓主人为仆固乙突,是当时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军事酋长。墓的外垣长宽11090m,墓高5-6m,封土堆的直径为30m。墓室底部距地表6m。墓室长宽3.63.5m。墓室内的木质棺椁中有男性骨骇一具,棺椁外有陶俑和木俑70余件。陶质骑马俑和站立俑与唐墓通常所见者基本相类,木俑一部分带有麻布衣裙,一部分没有。木俑中还有一部分动物俑,如山羊、马、鹅和鱼等等。而饶人兴趣的是,墓葬中还发现了他的墓志和由750个汉字组成的铭文,无疑是一大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具体细节请参见乌兰巴托游牧文明研究院发表的蒙古公报), 对厘清千百年来一直含混不清的仆固部的世系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

  按仆固又称仆骨,如志文所言,“盖铁勤(勒)之别部也”。本为漠北九姓铁勒强部之一。据《唐会要》卷98《回纥》条载:“其九姓:一曰回纥,二曰仆固,三曰浑,四曰拔曳固,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以上七姓部,自国初以来,著在史传。八曰阿布思,九曰骨仑屋骨恐。此二姓天宝后始与七姓齐列。”后来回鹘部强大,兼并包括仆固在内的其他诸部,建立了庞大的部落联盟,即史书所谓的“外九姓”。另据《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之载:“贞观二十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其部落来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于夏州,别为蕃州以御边,授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怀恩,世袭都督”;知“金微都督”府的设置始于贞观二十年即646年,仆固怀恩似为歌滥拔延之孙。不过,早就有学者对其说提出了疑虑。不久之前,杨富学先生考证称:“乙突之名虽不见于史册,但可见于唐乾陵石人像之题名,即元人李好文、清初叶奕苞均以北宋人游师雄的拓本为据,录左碑(依次第)第一人为“故左威卫大将军兼金徽州都督仆固乞突” ;并据墓志文字断言陈国灿先生将前文中提到的“徽”字 考订为“微”字 的正确无误。不止天此,他还据“仆固乙突” 墓志文字的记载,既认定“左威卫”应改为“左武卫”,“乞突”实则为“乙突”之讹,即进一步地用墓志文字纠正了史书记载和宋人游师雄拓本文字的错误;又以该墓志中的“仪凤三年(678年)二月廿九日遘疾终于部

  落,春秋卌有四”和“父思匐,继袭金微州都督”等文字为据,考证出“仆固怀恩非乙突之子或孙,而应为玄孙或更后之辈” ,并推定出仆固部都督的新的世次表,从而为仆固部首领世系关系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然而,对笔者们说来,最为重视的却是该墓志铭文“东征靺羯西讨吐蕃”等8个汉字中的“靺羯”二字。因为此二字之出现于古代的刻石中,此前只见于原刻于旅顺黄金山、后被日本人盗运到日本皇宫中的著名《鸿胪井栏石刻》文字中。该刻石的全文是:

  “敕持节宣劳靺羯使 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 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显而易见,此镌刻于“仪凤三年(678年)”的这个“靺羯”一词,早于《鸿胪井栏石刻》中的“靺羯”达36年之久。而如众所周知,刻写于714年五月十八日《鸿胪石刻》文字中的“靺羯”,无疑是东北地区古老民族“靺鞨”的另一种写法,当然也就如许多学者们所认定的那样,成为确凿证实大祚荣政权最初以“靺羯(即靺鞨)”为号、渤海国主体民族的族属为靺羯(即靺鞨)以及渤海政权之为靺鞨人国家即渤海“靺鞨”说的第一手珍贵的考古资料。

  无须赘述,这里所谓的渤海“靺鞨”说,至少包含了如上三层含意或三个观点:(一)大祚荣政权最初的正式国号只能是“靺鞨”;(二)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是靺鞨人或确切说是粟末靺鞨;(三)唐时的渤海政权是靺鞨人的国家。这一切也在包括笔者在内的我国学者们以往的系列著述中得到了充分而详细的论证。不过,迄今为止,别说是中外学者之间,就连国内的学者们之间也并没有在如上的问题上达成应有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为有助于广大读者的正确认识和便于持不同意见学者们的尽早达成共识,仍有必要对如上观点的基本内容分别作出简要的介绍和论证。

  关于第(一)个问题,史证凿凿,即不光是我国的古籍如《新唐书·渤海传》明载大祚荣在接受唐朝册封后,“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新五代史·卷74·渤海条》也谓“渤海,本号靺鞨”;《玉海·卷153·朝贡·外夷来朝》唐渤海遣子入侍条也称“《传》:渤海,本粟末靺鞨。及祚荣号震国王,中宗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慰,祚荣遣子入侍。先天中,遣使拜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都督,始去靺鞨号”,即均明言大祚荣政权在改称“渤海”之前曾以“靺鞨”作为国号。甚至就连朝鲜的著名古籍《三国遗事》也记载:“《通典》云:渤海,本粟末靺鞨,……先天中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尽管文中提到的《通典》已不知其为何书,但十三世纪后期的一然和尚在编著《三国遗事》时是确切知道大祚荣政权最初以“靺鞨”为号无疑。不止于此,“自是始去靺鞨号”或“始去靺鞨号”之载无疑具有排他性的意味,即如果当初大祚荣政权不是以“靺鞨”为号而是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震”或“振”为正式国号的话,则这些中外古籍理应记载为“自是始去‘震’(或‘振’)号”或“始去‘震’(或‘振’)号”才是;然而,它们却偏偏记载为“自是始去靺鞨号”或“始去靺鞨号”,足以反证出这一记载已经排除了“震”或“振”之曾为大祚荣政权初建之际正式国号的可能性。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切得到了考古资料即前文中提到的《鸿胪井栏石刻》文字的印证。因为开元二年(714)夏,唐册封使崔訢在完成使命后回归途中,在都里镇刻石留念所留下的“敕持节宣劳靺羯使”职衔,确凿地印证了大祚荣政权最初是以“靺鞨”( 即“靺羯”)为正式国号的。因为不言而喻,假若大祚荣政权当初不是以“靺鞨”为号的话,则作为册封使的崔訢,是无论如何也断然不会带着“宣劳靺羯使”的职衔出使的;当然,也就绝无可能在刻石上留下了带有这样职衔的文字!故就连渤海国主体民族“高句丽”说的倡导者、已故的著名朝鲜学者朴时亨院士事实上也作如是观:“这是出国前授予他(按指崔訢)的正式头衔” 。如此说来,大祚荣政权初称“靺鞨”说堪称铁证如山,不容置疑;而此说一经成立,则如釜底抽薪般的颠覆了“高句丽(简称高丽)”说的立论,而所谓的渤海国就是高句丽继承国论也就更加让人们感到荒唐和不值一驳。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是靺鞨人或确切说是粟末靺鞨的论点同样是史有明文的。如首个册封渤海政的唐玄宗本人,就在他亲自主持编撰的大型政典——《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中明载:“凡四蕃之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谓三姓葛逻禄、……远蕃靺鞨、渤海靺鞨、室韦……各有土境”,显而易见,文中的“渤海靺鞨”的具体所指,不但是与“远蕃靺鞨”相区别的另一个靺鞨,又表明现在的“渤海”就是当初以“靺鞨”为号的那个政权。不止于此,在这之前,当时的宰相張九龄在其所起草的《敕新羅王金興光書》中,早就使用了“渤海靺鞨”的這一概念 。毫无疑问,这就是当时与大祚荣、大武艺父子同时期的开元年间唐朝君臣们对这个政权的称呼,从而也就为大祚荣政权最初国号“靺鞨”说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当然也就难怪中唐宰相杜佑在其所编纂的《通典》一书中在记叙渤海史事时,除《州郡典》里只使用了一次“渤海”称号外,其余一律用“靺鞨”二字代替之,即同样地把“渤海”政权同“靺鞨”民族相提并论,足以证实在唐人的心目中,渤海国就是“靺鞨”之国、其主体民族必为靺鞨无疑。这也影响到了后来人们的认识,如五代时编撰的《旧唐书·北狄传》在记叙“渤海” 国史事时,也直接地将其命名为“渤海靺鞨”条;不止于此,同书《卷23·礼仪志三》载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壬辰陪同唐玄宗封泰山的“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中就有“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而鉴于渤海政权在这之前即已接受册封达十二年之久,并且“每岁遣使朝贡” ,其侍子及使节想必不会不参预这一盛大活动的,故文中所提到的“靺鞨”必为渤海国无疑。略微晚出的《唐会要》和《五代会要》也同样地使用了“渤海靺鞨”的概念,即都将“渤海”国和“靺鞨”族这二个词并联、组合到了一起,其字面含义既有“渤海國這支靺鞨”的意思以與其他“靺鞨”相區別,也明确地揭示出渤海国实际上就是“靺鞨”之国、其主体民族就是靺鞨。而北宋时出现的《新唐书·渤海传》中“渤海本粟末靺鞨”之载,则进一步地具体交待了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是靺鞨人中的“粟末靺鞨”。又,与渤海国同时的邻人新罗人实际上也是这样看的,即《三国史记》的《卷37·杂志第六·地理志四》明载:“高句丽末季,君臣昏疟失道。大唐再出师,新罗援助,讨平之。其地多入渤海靺鞨”;同书《卷8·新罗本纪八》又谓:圣德王三十二年(733年)“秋七月,唐玄宗以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遣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归国”; 又,“三十三年春正月,教百官新入北门奏对。入唐宿卫左领军卫员外将军金忠信上表曰:‘臣所奉进止,令臣执节本国,发兵马讨除靺鞨”。更为重要的是,新罗著名文士崔致远在为其国王所起草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对“渤海之源流”也作出了“本为靺鞨之属,……是名粟末小蕃”的诠释,显然都把渤海王室及其主体民族的族属与粟末靺鞨相联系。这一切已经足以表明渤海国的主体民族就是靺鞨或确切说是粟末靺鞨,而得到了考古资料所证实的大祚荣政权初称“靺鞨”论又为此说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学术支撑,因之,渤海国的主体民族确非靺鞨莫属,同样是板上钉钉,天衣无缝。

  前两个问题既明,则渤海政权究竟是什么人国家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第一,渤海政权既然初称“靺鞨”,当然也就意味着它是靺鞨人所建立并因此而得名,同时,不言而喻,它又只能是靺鞨人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国家。第二,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既然是“靺鞨”人,那么,如上文所述,这个国度在邻人的心目中也就不能不被称之为“靺鞨”或“渤海靺鞨”之国了。而且,不但是与其领土毗连的邻居(唐人和新罗)这样看,就连隔海相望的日本人也是相称的,如日本古籍《续日本纪·卷8》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正月丙子条就明载:“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即把渤海国称之为“靺鞨国” ;无独有偶, 1666年在日本国宫城县所发现的建于762年的“多贺城石碑”上,也刻有“去靺鞨国界三千里” 的文字。毫无疑问,如上日本古籍和考古资料中所提到的“靺鞨国”只能是渤海国而不可能在渤海国之外的当时东北亚大陆地区另外还有一个别的“靺鞨国”。这也就难怪日本古籍《类聚国史·卷193》的《渤海上》条中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其国延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即清清楚楚地宣称渤海国处处都是“靺鞨部落”,当然也就是靺鞨人的国家了。

  综上所述,渤海“靺鞨”说的如上三层含意,既得到了大量文献古籍记载的支撑,又获得了考古资料的印证而足以经得住历史的推敲和检验,确系千真万确、理当成立的史学观点;反之,同一命题的“高丽”说,则是立论不足和漏洞百出而实难成立。唯其如此,在历经多年的学术讨论和争辩后,渤海主体民族的“靺鞨”说较之“高句丽”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理解和支持而占得了上风。即一方面,包括渤海史研究权威学者酒寄雅志先生在内的一些日本学者已开始放弃“高丽”说而转向了“靺鞨”说 ;另一方面,持“高丽”说的韩国著名权威学者宋基豪先生,也抛弃了朴时亨院士关于“高丽别种”问题上的片面论证:“就拿《旧唐书》来说,不只有‘高丽’一词,其后还附有‘别种’一语,不但如此,在它的前面还有‘渤海靺鞨’这一限定词,不考虑这些是不行的”;并进一步强调:“如果把大祚荣的行踪也加以考虑的话,那么,两唐书的记载便不再相互矛盾,可以解释为彼此互为补充。据此,<旧唐书>的‘高丽别种’,便可解释为<新唐书>的‘附高丽者’”,而且“正像已经考察的那样,大祚荣集团原是粟末靺鞨族,后被编入高句丽,这是事实”,即以历史史实为据,确认了包括王室大氏一家在内的所谓“高丽别种”们的族属为粟末靺鞨或“来自纯粹靺鞨族” 。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已经和我们的相关论证大体雷同,无疑是不同观点的学者们在经过多年的争论和交流后所出现的重要进展和积极变化,即论战双方的观点实际上在相互吸收和接近之中,故非常值得学术界同人们的珍惜和肯定。

  同时,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即1980年前后,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刘纯宽先生来哈尔滨考察和调研时,曾殷切期望黑龙江学者们能够在如上问题上获得学术性的突破。事过20多年后,笔者之一在经历长时期的学术积累和努力而发表系列著述 重新论证这些问题时,曾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奋斗目标:如果自己的渤海国主体民族 “靺鞨”说得不到中国朝鲜族学者们的基本认同,则只能意味着失败而不得不推倒重来。现在终于可以告慰刘先生了,因为继2003年延边地区的朝鲜族著名历史、考古学者方学凤和严长禄两位先生表示对我的论证认可之后,2009年另一位著名的朝鲜族学者郑永振先生又公开著文论证了“渤海国的主体民族只能是靺鞨” ,这就使得中国学者们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达成了空前的共识并形成了前面所提到的学术优势。故尽管由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存在,“靺鞨”说与“高句丽(简称高丽)”说的争论还将无休止的继续下去,但诸如这些粟末靺鞨或“来自纯粹靺鞨族”的人们究竟“高句丽化”到了什么程度或是否真的变成了高句丽国人之类的话题,显已离开了当初所争议的内涵而演化成了另外的问题,故在这里不想再计论下去。

  然而,渤海政权初建之际的正式国号究竟是“靺鞨”还是 “震国”或“振国” 的问题,却不能不继续得到关注和讨论。本来,继刘振华先生和金香女士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相继提出了“靺鞨”说 后,笔者曾在注解中所提到相关著述中对“靺鞨”说做出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并逐一批驳了国外学者们所谓的“改称”、“卑称”、“他称”、“当面不称背后称”以及建国伊始就称为“渤海”等谬论,可以说是强有力地击中了“高丽”说的软肋而动摇了其说的立论。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竟然也和当年刘、金二位先生的遭遇一样而并没有在学术界引起多大的反响,实在是耐人寻味之至。因为不言而喻,国外不同观点的学者们的蓄意回避讨论是可以理解的,即他们只有维持初称“震国”或“振国”的观点才能让自己在渤海国主体民族族属问题上继续进行狡辩和维系其“高丽”说的立论,而一旦认真争辩起来则将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当然也就难怪有些人宁肯装聋作哑也不愿意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和争辩了。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国内的一些学者居然也置身物外,既不参与讨论也不发表意见,一些有影响的博物馆的展版上和解说词中则至今仍旧宣传渤海政权初称“震国”的过时论调,既不利于学术上的创新和有悖于实事求是,又不免于给国外别有用心者们提供可乘之机,不能不让人们感到痛心!可是如何扭转这种局面呢?一时间又不知从何作起。

  而图尔河盆地仆固乙突墓志文字中“靺羯”一词的面世,则提供了重新探讨这一问题的契机。

  因为埋葬于“儀凰三年”(678年)的乙突墓志中“靺羯” 二字既早于《鸿胪井栏》刻石文字中 “靺羯”的36年前,又先于大祚荣建立“靺鞨”国的20年前,而且出土于远距长安、洛阳达二三千里之外的荒僻地带;墓志中还出现了乙突的“右骁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的职衔爵位和“东征靺羯西讨吐蕃”的重要文字,就不能不让人们产生出许多有趣的联想而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况且,靺鞨人的地望又确实在当时仆固部落分布地的东方,吐蕃的地望则在他们的西边,故墓志中的“东征”和“西讨”之载应该是可信的记录;不止于此,从“东征”和“西讨”、“靺羯”与“吐蕃”的相提并论和证之以当时东北地区的政治格局来看,“儀凰三年”(678年)之前的“靺羯”人确已成为668年高句丽政权灭亡后东北地区新的强大势力,并时不时的与高句丽残余复辟势力相勾结而威胁到了唐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位先前即已归附唐朝的“僕固”部大首领、世袭金微都督乙突,才有可能亲自率部参与了唐军“东证靺羯”的军事行动,并以军功获得了 “林中县开国公”、“左武卫大将军”等系列封赏。由此可见,图尔河盆地的这座宏大墓葬的发掘和750个汉字组成的墓志铭文,在学术上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可以起到补充文献记载不足和证史纠偏的作用,又对厘清长期以来含混不清的仆固部的世系关系提供了新的物证。

  然而对渤海史的研究来说,它在学术上的意义绝不止是提供了“靺羯”一词反复使用的珍贵证据,更重要的是使渤海“靺鞨”说的内涵得到了新的延伸。

  众所周知,《鸿胪井栏石刻》文字中出现的“靺羯”,就是东北地区民族“靺鞨”的另一种写法。对此,学者们之间从不存在任何异议。查“靺羯”一词之出现史载首见于《北齐书·卷七·帝纪第七》武成帝河清二年(563年)条:“是岁,室韦、库莫奚、靺羯、契丹并遣使朝贡”;翌年(河清三年即564年)条又载:“是岁,高丽、靺羯、新罗并遣使朝贡”。但不知何故,到天统元年(565)北齐后主高纬即位后,却出现了“是岁,高丽、契丹、靺鞨并遣使朝贡” 的记录,即“靺羯”被改写为“靺鞨”。而且,从此以后,被称为“正史”的史书记载中凡提到这个民族时,几乎一律记作“靺鞨”而罕见“靺羯”的称呼。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有学者考证出“《北齐书》卷7、卷8是后人据《北史》所补,并非《北齐书》原文” ;但同时也指出“就目前掌握到的史料来看,‘靺羯’的称谓既非孤证,亦非奇说;而且‘靺羯’称谓的出现似较‘靺鞨’出现为早”,并推测隋时的《北蕃风俗记》既“是目前所知的最早载有靺鞨名称的文献”,又“把靺鞨当作了‘靺羯’或至少是出现过‘靺羯’的字样”,即早就记录了“靺羯”的名称,故“在探讨靺鞨名称之始见方面问题时,要正视‘靺羯’称谓的存在” 。

  不过,尽管《北齐书》卷8和相关的史书记载中都把“靺羯”改写为“靺鞨”,甚至于不能排除当时的官方文书中也做出了同样改写的可能性;但却不能影响更决定不了后来的人们尤其是在改朝换代后继续按照自己的习惯把“靺鞨”记录为“靺羯”的事实存在。赵炳林先生就著文统计:除《北史》和《北齐书》之外,在《四库全书》所收入的包括《唐六典》、《通典》、《张燕公集》在内的18种唐、宋、元、明、清的古籍中就先后出现 “靺羯”之载凡33次之多 。因之,“儀凰三年”(678年)即“靺鞨”一词出现113年后乙突墓志文字又出现的“靺羯”之载,无非是已知的此类事项中之又一例物证罢了。然而,能够在僻远地带出现“靺羯”一词的事实本身即足以表明,在其它地方尤其是中原地区已不知重复出现了多少类似的事例。至于在它之后36年出现的鸿胪刻石中的“靺羯”二字,则更加雄辩地证明这在唐时确实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当然也就难怪直到宋元明时代的史著《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通志》中继续出现了诸如“粟末靺羯”、“黑水羯(漏了靺,即黑水靺羯)”之类反复出现的“靺羯”的记载。

  而这一切也就足以让乙突墓志文字中 “靺羯”一词的问世,为渤海“靺鞨”说的内涵增加了新的外延。

  首先,应该确知“靺鞨”人系直接承袭“勿吉”族而来,而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本民族的自称是绝不会轻易改变的,故“靺鞨”或“靺羯”一词的读音必与“勿吉”的读音直接相续而不会出现明显不同。故早在三十多年前,笔者之一就曾著文提到:“我国和外国的学者们大都认为隋唐时代的靺鞨系由南北朝时期的勿吉族发展而来。有不少学者指出,‘靺鞨’与‘勿吉’是同一语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译字形式即所谓的同名异译”;故“‘靺鞨’一词实际上就是‘勿吉’的音转”,同时,大量的考古资料也大体上证实靺鞨与勿吉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二者“在经济文化上是一个前后衔接的共同体”。因之,唐人杜佑的《通典·卷186·边防二》勿吉条所载:“勿吉又曰靺鞨”,实即上也就意味着二者为前后相续的同一个族体;当然,“靺鞨”的称呼也就不能不来自于“勿吉”的称呼,二者的读音也就不会不“保持相对的稳定,前后一致”,诚如《通典·卷186·边防二》勿吉条的注中所言:“勿吉与靺鞨音相近”。而既然“靺鞨”的读音如此,则出现于它之前的“靺羯”一词的读音,又岂能不更与勿吉一词的读音“保持相对的稳定、前后一致” ?!当然也就意味着 “靺羯”一词的正确读音只能是“末杰”(mojie);即只能是这样,“靺羯”的读音与“勿吉”的读音才能确实 “相近”。

  十多年后,《也谈‘靺鞨’名称之始见》一文又对相关的读音做出了正确的解读:“就‘勿吉’、‘靺羯’、‘靺鞨’三者的读音来看,亦以‘靺羯’与‘勿吉’读音关系为近,‘靺鞨’则相对次之,……可见‘勿吉’、 ‘靺羯’在古音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并认为《新唐书·渤海传》中的“鄚颉”就是“靺羯”的“同音异译”,也“间接证明‘勿吉’——‘靺鞨’之间曾存在过‘靺羯’这一称谓”。不过,遗憾的是,在这过程中却又以所谓的“古音”为据而节外生枝为“ ‘靺鞨’的‘鞨’字”竟然与“‘吉’、‘羯’之间已有相当差别了” ,即言外之意是 “鞨”字的读音已不同于“羯”字的读音,当然也就偏离了史实而走上了新的误区(详见下文)。

  那么,“靺鞨”中“鞨”(即羯)字的正确读音是否真的是jie音呢?这,还是要从 “靺羯”中的“羯”字读音谈起。第一,最晚在《北齐书》问世的三百多年前的东晋时代,已经有羯人出现于中原地区并建立了石赵政权,这也就意味着“羯”字和它的读音jie在中原地区已经流传了数百年之久,对此,《北齐书》的作者们自然心知肚明,故绝不可能将其所记载的“靺羯”一词中的“羯”字的读音理解为jie音以外别的什么声音。第二,《北史·卷82·勿吉传》载:勿吉国“一曰靺鞨”;《通典·卷186·边防二》勿吉条又载:“勿吉又曰靺鞨”;《旧唐书·卷199下》靺鞨条也谓:“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即都明言“靺鞨”来自于“勿吉”、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前后相续、一脉相承或者彼此互称,分明就是一个族体或者一个部族在不同时期的同音异译,故“靺鞨”一词的读音只能来自于“勿吉”一词的读音或者就是它的同音异译;其三,《通典》的勿吉条还明确标注称:“勿吉与靺鞨音相近”,也即明确的证实了“靺鞨”一词的读音只能来自于“勿吉”一词的读音,而勿须赘言,其中“鞨”字的读音只有在与“羯”字读音jie大体一致或极其相近的情况下,“靺鞨”的读音才有可能真的与“勿吉”的读音“相近”;反之,如果读成了“he”(“合”或“曷”)也就谈不到“相近”而背离了杜佑所标注读音的本意。第四,《新唐书·北狄传》渤海条中所记录的“鄚颉”,显然就是“靺羯”的“同音异译”;而同传黑水靺鞨条所载“莫曳皆部”中的“莫曳皆”一词,又无疑是“末杰”的谐音,即同样是 “靺羯”的“同音异译”。由此可见,从北朝时期到隋唐之际,不但“羯”字继续读成jie音,就是“靺羯”被“靺鞨”取代后,其中“鞨”字的正确读音也只能是jie音,足以体现出“靺羯”、“靺鞨”之与“勿吉”“在古音方面”的确是前后“一脉相承的”的读音,即无论是“靺鞨”中的“鞨”字,还是 “靺羯”中的“羯”字的正确读音都只能是jie音而不应该读成别的声音。

  不此于此,史料还在在表明,五代到两宋之际,当时“中原人士对‘靺鞨’的称呼仍旧大体上与唐人对它的读音相近似”;尤其是南宋时的《通志·卷194》一书中勿吉条即载:“勿吉,一曰靺鞨,……隋开皇初,靺鞨国有使来献,谓即勿吉也”;在小注中又称:“‘勿吉’、‘靺鞨’,其音相近”。况且,在元人的《辽史》和《金史》的相关记载中还一再地出现了“乌纪岭”或“马纪岭”的概念,顾名思义,“乌纪”和“马纪”无疑都是“勿吉”和“靺羯”的谐音。故综上所述,直到元时,在当时中原人士的眼中,“靺鞨”的读音还继续是“末杰”(mojie)。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单就‘鞨’字本身,在其他场合下的虽然可以读作‘合’(he)音,但是当它与‘靺’字相连而成为东北地区这个著名民族的专有称呼时,也就只能读作‘杰’(jie)音,而不能发‘合’(he)音了”。这都在在表明:“靺鞨”之称确系来自 “靺羯”一词的改写,而“靺羯”又来自于 “勿吉”一称的同音异译,即无论是“靺羯”也好,还是“靺鞨”之称也好,都来自于“勿吉”一词的读音。故可以断言,迄今为止所有的字典或辞书都把“靺鞨”一称的读音标注为“mohe”即“末合”或“末曷”,都无一例外地背离了史书记载的原意而造成了误注;因为其正确的读音只能是mojie即“末杰”。

  那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靺鞨”的读音才由“末杰”变成了“末合”或“末曷”的呢?!据现有的资料知,其始作俑者应该是元时给《资治通鉴》一书作注的大名士胡三省。正是他在同书卷178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春二月“高丽王元率靺鞨之众万余寇辽西”的记载中,为首次出现的“靺鞨”一词作注曰:“鞨,户葛翻”即注成了“he”音。随后,又在同书的卷

  189唐高祖武德四年三月庚申条“以靺鞨渠帅突地稽为燕州总管”之载的注中,出现了“靺,音末。鞨,音曷”的标注;后来的注中则又将“靺鞨”直接的标注为“末曷”。但综上所述,这样的标注显然与“靺鞨”即“靺羯”一词的读音不符。故不论胡三省有什么理由做出了“末曷”的标注,却都憾动不了《通典》勿吉条所标注的 “勿吉与靺鞨音相近”的史载和“靺羯”、“靺鞨”之称来自于“勿吉”的史实也即改变不了其误注的属性,因为从北朝后期到隋唐宋辽金元时代,中原地区人士始终都在以mojie即“末杰”的读音称呼“靺鞨”和“靺羯”;更何况勿吉——靺鞨人自己在其族体消失或改称女真之前,更是绝对不会改变自己本民族的自称,也即“靺鞨”的读音始终都是mojie即“末杰”。

  既然如此,“靺鞨”之称来自于 “靺羯”,“靺羯”一词又来自于“勿吉”一称的同音异写;则“靺鞨”一词的正确读音只能是“勿吉”一称的读音或音转,三者间确实是前后相袭、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就进一步地证明了隋唐时期的“靺鞨”族其实就是东晋北朝时期勿吉族的沿续和发展,二者之间即便不是完全相等,却也是一个前后续接、一脉相承的族体。这既是对“靺羯”、“靺鞨”二者与“勿吉”间相互关系的正确解读,又为渤海“靺鞨”说增加了一层新的含意和内涵。因为勿须赘述,当人们不再使用mohe即“末曷”的错误读音而恢复了“靺鞨”的本来读音即将它读成mojie (末杰)时,头脑里就不能不联想到mojie的读音无疑来自于“勿吉”,于是也就会进一步的把渤海国的主体民族靺鞨即“靺羯”同“勿吉”自然而然地联系到了一起;基于同样理由,也就会自然而然的把渤海政权同“靺鞨”国或“渤海靺鞨”之间划上个等号而相提并论,于是也就会更加明确的意识到所谓的 “高丽”说是多么可笑和不值一驳。如此说来,2009图尔河盆地乙突墓志铭中“靺羯”二字的问世,足已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联想:为何不正本清源尽快恢复“靺鞨”的本来读音mojie即“末杰”,因为这既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有利于渤海“靺鞨”说的立论和普及,也更让某些国外学者们的“高丽”说陷入尴尬被动的困境。而这也就意味着渤海“靺鞨”说内涵的延伸,即在渤海“靺鞨”说原来的三层含意或三个观点之外,又加上一层新的含意或者说增加了新的支撑点——“靺鞨”的读音必须恢复为“靺羯”而与“勿吉”的读音保持一致。从学术的创新和发展及维护我国的渤海史观来看,这无疑是必要和必须的。

  因之,我们也就有理由在这里呼吁,尽管现行的字典和词书不大可能在短时间里把“靺鞨”的注音由mohe即“末曷”改注为mojie即“末杰”,但是学者们和研究者们则必须明白这之中所存在的问题,即现行字典和词书中对“靺鞨”一词的注音实为误解而其正确读音只能是mojie即“末杰”。因之,人们也就有理由要求学者和研究者们再也不能将错就错下去而继续把“靺鞨”读成为mohe即“末曷”了。这就是我们从仆固乙突墓志铭文中的“靺羯”二字所得到的重要启示!

  作者授权魏国忠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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